哥伦比亚大学马佐韦尔：金融危机让那些把市场理想化的理论名誉扫地，促使人们把恢复国家力量做为努力目标，但这很容易被假托国家主权之名的威权政治家所利用。

IMF和世行最新研究显示，国产化程度越来越高意味着中国开启“内向全球化”趋势

中国安邦集团研究总部：中国银行业“走出去”不力，不是简单的技术原因，很大程度上是经营理念不行、创新能力不足，最根本的还是市场化程度不够。

FT专栏作家邰蒂：全球化正在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孕育出一批超级精英，鉴于这批精英的生活方式日益相似，美国式的慈善理念也在随之传播。

心理治疗师沙拉盖：尽管旅途归来令人欣喜，但出差的疲惫可能令人没法快速适应家庭生活；呆在家里的另一半也会觉得自己的节奏被打乱，压抑的情绪会爆发出来。

FT专栏作家拉赫曼：全球化让人感到迷失，人们可能因此在更具有地方或民族特色的事物上寻求慰藉和意义，如共同的语言或共同的历史。

调查显示逾半数发达国家民众认为全球贸易和外国投资会导致国内就业岗位流失

FT专栏作家斯蒂芬斯：有人说西方对俄制裁是全球化倒退的开始，但若无解决国家利益纷争的政治架构，全球化的经济框架也注定会支离破碎。

FT专栏作家普伦德：金融危机让世界退回到狭隘主义。当前世界经济所面临的主要威胁是地缘政治摩擦不断加剧，但更大的危险是各国对经济相互依存的信心开始减弱。

国际社会应和塞拉利昂、利比里亚和几内亚人民站在一起，帮助他们的政府建立必要的控制措施，以遏制埃博拉病毒的传播。现在，我们不能退缩逃避。

一场反抗西方制定的全球规则的运动已全面铺开，其中包括金砖银行的建立。西方只有保护好公平交易、健全机构和法治的名声，才能维持住自己制定规则的权力。

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邵宇：金融危机本质是贸易和金融债务的失衡。全球从近代到现在经历过三次重大失衡，中国必须为即将到来的全球化4.0时代未雨绸缪。

FT专栏作家加普：邓小平带领中国走上改革道路后，大量劳动力融入全球经济，使欧美的低技能劳动者受到竞争，薪酬议价能力从此一蹶不振。

FT首席经济评论员沃尔夫：今年是一战爆发100周年、诺曼底登陆70周年、苏联解体和天安门事件25周年。过去的100年，人类既经历了极端的合作，也经历了极端的冲突。面对似曾相识的选择，我们以何种方式来应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将塑造未来100年的历史。

FT专栏作家邰蒂：互联网令跨国业务发生改变，它虽然创造了新机遇，却也有可能产生新型的赢家和输家，由此引发人们对不平等问题的关注。

FT专栏作家斯蒂芬斯：全球化带来极大繁荣的同时，也带来与旧秩序消亡相伴的风险和动荡。人们担忧，全球实力的重新洗牌会否开启一个强权即公理的新时代。

FT专栏作家拉赫曼：各国政府通常依赖经济增长解决政治难题，但新形式的政治冲突对这一传统药方已产生“抗药性”。三种“超级病菌”正引发关注，中东冲突蔓延，中日对抗加剧和西方世界不平等的恶化。

FT中文网撰稿人王尔山：一方面，朋友抱怨土耳其旅游网站没有使用英语；另一方面，波兰诗人抱怨波兰语等小语种诗歌不容易被出版社看中。

FT专栏作家斯蒂芬斯：欧洲要维持繁荣和自由的政治秩序，就应该接受变革的需要。在适应全球化方面，德国比大多数欧洲国家做得都好。真正威胁欧洲的是欧洲本身。

FT专栏作家库柏：食物一直在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变得越来越“异域”，也越来越美味。对大多数西方人而言，如今食物已成为一种日常快乐的源泉。

FT专栏作家拉赫曼：尽管非法移民仍然冒着生命危险前往欧美，但西方却对自己的未来失去了信心。一项全球民意调查这样询问：“你们国家的孩子是否将比父母生活得更好？”肯定答案的比例分别是：美国33%、英国17%、法国9%、中国82%、印度59%。西方的悲观与发展中世界的乐观，形成鲜明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