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达龙•阿西莫格鲁 (Daron Acemoglu)、西蒙•约翰逊 (Simon Johnson) 和詹姆斯•A•罗宾逊 (James A. Robinson)三位学者。对于他们三位获奖相信绝大多数熟悉他们工作的经济学同行并不感到意外。如果用最简洁明了的一句话来概括阿西莫格鲁等三位教授的贡献，也许就是他们用令人信服的计量方法证明了诺奖得主诺斯（North）提出的“制度重要的”观点。
作为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和同样的诺奖得主，诺斯基于相同民族人种、相同地理气候特征，甚至相同宗教信仰和文化，却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大相径庭的朝鲜和韩国、民主德国（东德）和联邦德国（西德）的对比研究，得到私人产权保护和自由市场经济制度重要的结论（参见North， Douglass & Roberts P. Thomas， 1973， The Rise of Western World: a New Economic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但诺斯基于案例对比的工作很容易遭到“缺乏制度对经济绩效效应的可靠估计”的批评。例如，或许是（韩国、西德）富裕的经济条件能够负担更好的（保护私人产权和鼓励自由市场经济）制度；也或许是多种原因（开放的国际贸易和获得外部经济援助）导致的不同经济体不仅制度不同，而且人均收入不同。前者存在的问题在经济计量分析中被称为“反向因果问题”，后者存在的问题在经济计量分析中被称为“缺失变量问题”，二者都是如今经济研究计量分析中“内生性问题”的典型表现。
由于上述问题的存在，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诺斯关于“自由市场经济制度重要的”观点也许并不正确。这事实上是长期以来围绕（朝鲜和东德）计划还是（韩国和西德）市场制度，进而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更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争论不休的原因。
在二十一世纪之交，在经济学届掀起一股计量研究热潮。那就是借助当时成熟的计量分析工具为之前社会科学工作者的一般性论断提供令人信服的经验证据。其中，阿西莫格鲁等采用信服的计量方法证明，同样是欧洲殖民地，如果该地区殖民者（军队和传教士）死亡率低，适于欧洲殖民者移民定居，那他们会推行“新欧洲”的殖民政策，并最终建立类似宗主国的资本主义制度，这一地区的经济就会持续增长；反过来，如果该地区死亡率高，不适合欧洲殖民者移民定居，那他们就会推行资源掠夺殖民政策，并最终建立掠夺性的制度，这一地区的经济增长就会乏力，延续贫穷。这里阿西莫格鲁等所谓的资本主义制度就是私有产权（对土地和牲畜的私人所有）保护和鼓励自由贸易这些今天已被中国奉行的自由市场经济制度。
那么，阿西莫格鲁等是如何设计检验策略的呢？其一，他们选择了欧洲宗主国比利时等海外殖民建立殖民地的研究场景。这些殖民地既包括了如今的经济强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也包括了至今经济仍十分落后的圭那亚、刚果等南美和非洲国家。
其二，他们建立了以下令人信服的逻辑链条：不同类型的殖民政策产生不同的制度，进而不同的经济发展结果，而之所以产生不同的制度，仅仅是因为这些在资源环境禀赋上并没有太大的差异的殖民地是否适合欧洲移民定居这一“偶然”因素。因而今天我们观察到不同国家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差异完全是制度选择这一根本因素导致的。
举例来说，比利时在当时（由于偶然因素）容易引发殖民地军队和传教士染病死亡的刚果建立了 “掠夺性的制度”（不提供对私人产权的保护，同时对政府的掠夺没有制衡和监督），其主要目的是把殖民地大量的资源转移到宗主国；而在适合欧洲移民并定居的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和美国等殖民地，殖民者建立所谓的“新欧洲”，努力复制欧洲（好的）制度（强调对私人产权的保护和对政府权利的监督）。
其三，用信服的证据排除一些其他解释。阿西莫格鲁等一方面为对当地居民长期免疫，但对欧洲殖民者（军队和传教士）构成威胁的疟疾和黄热病这些纯属偶然的因素对殖民政策选择的影响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证据，另一方面则排除了资源禀赋、地理气候等长期以来被认为的重要因素对上述关系的影响。例如，非洲国家的贫穷不是由于文化和地理因素，而是由于（偶然因素导致）非洲坏的制度的引入。
除了阿西莫格鲁等为诺斯自由市场经济制度是重要的命题提供信服的经验证据外，施莱弗（Shleifer）和他的团队同样用实证研究的方法证明普通法的法律传统对于投资者权益保护，进而资本市场（金融）发展至关重要，因而公司法应该逐步向普通法靠拢。他们的工作一定意义上为法学界长期以来不同法系之间孰优孰劣的争论画上了句号，一些学者甚至由此断言“公司法历史将终结”（ Hansmann and Kraakman， 2001）。因而，未来对于施莱弗和威斯尼（Vishny）获得诺奖我们同样不应该感到意外。
那么，阿西莫格鲁等的获奖带给我们哪些思考呢？这也许是我们现在评论阿西莫格鲁等获奖以及他们的贡献的真正意义所在。
第一，从仅仅关注科技创新到同时关注制度创新。
在中国现实生活中，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从主流媒体到普通公众，大家更加关注科技创新，而对制度创新重视不够。无论马斯克还是阿尔特曼，这些科技精英几乎在一夜之间成为很多国人心目中的英雄。他们的创新故事，甚至花边绯闻成为很多人茶余饭后的谈资。整个社会共同营造和默认的氛围是，仿佛只要中国科技领先了，中国自然实现经济繁荣和社会发展。因此，中国的社会发展目标是快速大量培养马斯克、阿尔特曼之类的科技精英，短时间内成为科技强国。而对于制度创新这一诺斯、阿西莫格鲁等思考的问题视而不见。
然而，真实的情况却是，没有好的制度设计科技创新根本无法出现，即使出现也难以维持。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家德隆教授有一个观察是：从250万年前旧石器时代至今，在99.99％的时间里，世界人均GDP基本没什么变化。但在过去的250年中，突然有了一个几乎是垂直上升的增长。那么，在过去的250年，人类社会究竟发生了什么导致社会财富如此快速地增长？固然很多人会把它归因于蒸汽电力等的科技发明。作为公司治理研究者，我更愿意把其归于支持现代社会大生产的现代股份公司的这一企业制度创新的出现。
以160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成立为标志，现代股份公司的出现带给人类社会至少两场深刻的革命。一场是生产组织方式的革命。从家庭成员全上阵的家庭手工作坊到基于外生动力的流水线生产作业的现代工厂，使社会化大生产成为可能。另一场是从需要抵押担保的债务借贷到无需抵押担保的权益融资的融资实现方式的革命。正是在上述意义上，经济学家巴特勒曾经所说，现代股份公司是 “近代人类历史中一项最重要的发明”，“如果没有它，连蒸汽机、电力技术发明的重要性也得大打折扣”（参见郑志刚，《成为董事长——郑志刚公司治理通识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
这是一个远的例子。而一个近的例子则是，正是科技精英阿尔特曼出任CEO的OpenAI近期宣布放弃非营利组织，重组为营利性公司（《OpenAI重组为盈利性公司为哪般？》）。尽管在人工智能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OpenAI始终在“开放”“非营利”等公益愿景的理想和研发投入急需的海量资金筹措出现瓶颈的现实中苦苦挣扎，甚至一度出现连创始人阿尔特曼本人都可能被解雇，大部分员工为了声援创始人宣布同时离职，一家出类拔萃卓尔不凡的研究机构就此解散的治理危机。
来自中国的例子则更多。在《中国如何成为科技教育强国？》这篇文章里，我曾讲过王选院士亲手创办的北大方正在几年前遭到破产重整的故事。在上个世纪90年代北京中关村的街头，有两面醒目的广告。一面是“人类失去联想，世界将会怎样”，另一面就是“北大方正，现代毕昇”。让很多人不敢和不愿相信的是，三十多年过去了，以公有企业身份和名校声誉背书的北大方正居然有一天会走向破产重整。在那篇文章中，我这样评论道：在中国有一个好的科研项目也许并不难，难在出现一家好的企业以一种有效的组织方式使这种产品落地，难在形成一种好的企业制度让一家企业基业长青。我们光想到科技大力投入，光想到举国体制，但没有很好的企业发展生态支持的高的科研效率，很多类似方正的好的项目也无以为继。
阿西莫格鲁等的获奖则再次提醒我们，制度创新也许像科技创新一样重要。而对于涉及人与人之间交往联系的企业和国家，也许制度创新更加重要。
第二，不应忽视制度的普适性。
邓小平曾经说过，“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但区分什么是好制度，什么是坏制度无疑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一方面是由于（即使好的）制度往往也是人设计出来，具有人的主观判断和个人私利因素，另一方面，一项制度是否变得有效有赖于执行的人的素质和理解等很多外在条件。这两方面因素的结合使得人们普遍对于制度的尊重往往并非发自内心。这事实上是人们对制度远没有对客观改变世界的科技发明的重视背后的原因。
我理解，这也许同样是设计各种社会运行、组织管理制度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往往不如科技发明者得到社会尊重深层次的原因。近年来出现的“文科无用论”其实是这一事实存在的一个明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