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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的“口味”塑造现代世界

“茅台外交”见证中国重返国际社会

苏荣/文

丝绸之路,亦是“美酒之路”。早在三千多年前,色雷斯人就开始酿制葡萄酒。在中国,酒主要由稻米、蜂蜜和水果发酵而成,其历史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不过,真正改变世界的却是“蒸馏烈酒”。

“如果将发酵饮料比喻为弓箭,蒸馏烈酒的劲道大得超乎想象。”澳大利亚著名历史学家克里斯蒂安认为,正是“这种执著而冲动的口味”一步步塑造出现代文明世界。

“礼尚往来”上升到国家层面即外交。酒,不仅是古代丝绸之路的重要交易品,也是外交场上的“先行官”。1949年以来,茅台更是一直活跃在外交舞台上,为中国外交逐渐走向世界舞台中心做出贡献。

“只要喝够了茅台,一切问题迎刃而解”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前夜,茅台酒进入中南海怀仁堂。据说,当晚的第一宴从厨师选择到菜单酒品都经周恩来亲自审核,主酒定为茅台。

由此,“酒桌微笑外交”,也频频见诸有关周恩来总理的外交文献记载。1971年7月9日,美国国务卿基辛格转道巴基斯坦秘密访华,中美关系正常化迎来曙光。

“你们可要小心哟,我们的茅台酒会醉人的。你们喝醉了,是不是回去要受处分呢?”一见面,周恩来就与两名随行特工雷迪和麦克劳德开玩笑,以打消基辛格一行的紧张拘束心理。

宴会时,周恩来总理又以美酒相迎,基辛格连饮数杯,宾主谈笑风生。在轻松的氛围中,双方商定先在巴黎建立“秘密联络渠道”:中国派驻法大使黄镇担任中方联络代表,美方联络员则是驻法武官沃尔斯将军。

归国后,基辛格对茅台酒念念不忘。不久,他又借访问法国之机,悄悄拜访中国驻法国大使馆,以兑现“秘密联络渠道”的约定。为掩人耳目,美方从一家车行租赁了一辆不带外交牌照的普通轿车,沃尔斯将军亲自驾车,基辛格则戴着墨镜和法式帽子,把帽檐压得低低的,坐在后排神秘地微笑着。

中国驻法大使馆也为基辛格的拜访做了精心的准备,其中包括国务卿的至爱——茅台酒。

“请客吃饭是外交的灵魂。”19世纪的英国首相帕默斯顿认为。不过,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的资深外交官阎宝航则进一步地解释说,“平时参加招待会,不是吃喝玩乐。”二战期间,正是在一次酒会上,阎宝航获悉德国将向苏联发动突袭的重大情报。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实现访华,这被史学界称为“破冰之旅”。为迎接远来的贵客,周恩来在国宴上用茅台酒款待尼克松,还即兴点燃杯中的茅台酒来助兴。归国后,尼克松则兴致勃勃地为家人表演节目“燃烧的茅台”。

“茅台这种烈性酒,不做飞机燃料太可惜了,是因为它太易燃。”对于尼克松的表演,基辛格不无调侃意味。

两年后,尼克松受“水门事件”牵累而辞职,一名中国外交官前去探望,尼克松取出一瓶茅台酒为客人倒上一点点,并解释说,“这是1972年周恩来送我的,现在只剩下半瓶了,所以不敢多倒。”

直到去世,尼克松都没有喝完这瓶茅台酒。

“白酒获得世界级赞誉,要归功于1972年美国时任总统尼克松与中国领导人的会面。”美国《大西洋月刊》评价说,茅台酒自此成为中美外交交往中不可或缺的“催化剂”。

中美正式建交后,巴黎秘密渠道改为公开联络渠道,美方联络官沃尔斯将军也调任中央情报局副局长。临行前,他来向黄镇大使辞行。据说,沃尔斯将军并不喜欢饮烈性酒,但在品尝茅台酒之后却大加赞赏,“不是人间的,而是天使的香”。

为留作纪念,黄镇大使特意送给沃尔斯将军一瓶茅台酒,并指着酒瓶上的飞天图案说,“我送你飞天,并祝你步步高升。”沃尔斯将军则幽默地回答,“我感到为难,我回去以后是把它珍藏,还是把它喝掉?”

此后漫长的岁月里,中美关系尽管不乏坎坷,却始终没有脱离1972年确定的轨道,这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两国高层已建立良好的信任关系。1974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率团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其简明、务实的发言引起热烈反响。

“只要我们喝够了茅台,就能解决一切问题。”基辛格对邓小平的讲话表示赞同。三年后,基辛格卸任国务卿,此后虽再未直接参政,仍以学者、民间智库思想家、政治评论员等多种身份,继续担当中美之间的友好使者,多次受到邓小平的亲切接见。

“你待我以酒席,我以酒席还之”

如今,外交行为中的非理性因素,依旧是民间茶余饭后津津乐道的谈资,更是国际关系学者们争辩不休的课题,中苏关系正常化也成为了重要研究案例之一。

中美建交之时,美国在同苏联的对峙中正处于守势,自1969年珍宝岛冲突后,中苏两国关系也降至冰点。

“两国外交人员见面基本上也是抗议或反抗议。互设在莫斯科和北京的两国大使馆,双方大使几乎都缺位,仅有临时代办维持着馆务。”一名资深外交官回忆说,直到1989年,时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戈尔巴乔夫访华,两国关系才实现正常化。

为了邀请戈尔巴乔夫访华,时任中国外交部长钱其琛在《外交十记》中透露,他提前半年就访问莫斯科,并当面向戈尔巴乔夫转达中国领导人的访问邀请。两个月后,前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回访北京,确定戈尔巴乔夫访华的具体日期。

1989年5月16日,首都机场的航站楼。邓小平与戈尔巴乔夫握手并对他表示欢迎,“三年前我就期待着与你见面,现在愿望终于实现了……中国有着辉煌的历史和灿烂的文明,如果阁下能有更多的时间在这里待上几天,我倒是非常有兴致陪你去看一看巧夺天工的美景,品一品中国地道的美酒。”

“能够来到中国这片富饶的土地上,能够和中国的伟人您会晤,是我一直都在期待的事情,今天终于如愿以偿了。”戈尔巴乔夫不无感慨地说,“我也非常希望您能到我们苏联去,我们苏联人民会用我们最热情的待客之道欢迎您,用我们苏联人民最喜爱的美酒伏特加招待您。”

你待我以酒席,我以酒席还之。酒,已成为中苏关系正常化绕不开的元素。当晚,钓鱼台国宾馆的宴会大厅里,两国领导人畅谈当下及未来的发展合作趋向。戈尔巴乔夫表示,祝贺中国即将收回香港和澳门的主权及领土,并支持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结束过去,开辟未来”。邓小平则提出八个字,并设宴款待戈尔巴乔夫。对于宴会所用何酒?邓小平亲自做出安排:苏联人喜好烈酒,伏特加之烈让苏联人引以为豪。不过,这次中国之行,要给苏联访华领导人一个全新的口味。

“为了庆贺两国关系正常化,今天我们特别准备了国酒茅台。”邓小平举杯提起祝酒词,并介绍说:茅台酒产于贵州省遵义市仁怀县茅台镇,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时著名的“四渡赤水”之战就发生于此。为保证质量,茅台酒厂严格把握制作、包装、保存等多个环节,所用的水是赤水河水,已由当地政府采取生态环境保护措施。

“真不愧是中国的国酒。”一名新闻工作者记录下当时的场景:“戈尔巴乔夫听闻邓小平的介绍后,连连点头,然后眯起了眼睛,又小品了一口,一副很享受的样子,最后一饮而下。放下酒杯,戈尔巴乔夫面色红润地大笑起来。”

历史也似乎与戈尔巴乔夫开了个玩笑。1985—1987年期间,戈尔巴乔夫曾颁布《关于消除酗酒的措施》。当时,伏特加、白酒和啤酒的价格被严重抬高,销售时间和数量也受到限制,甚至饮酒的镜头也从电影中被剪辑掉。

但在此环境下,依旧不乏跃跃欲试者。时任驻尼日利亚大使王嵎生回忆说,有一次,他在尼日利亚宴请苏联大使,出于苏联“禁酒令”的考虑,只让服务员上葡萄酒和软饮料。不料,王嵎生却发现苏联大使有点神色不安,好像期待着什么。当得知中方备有茅台酒的时候,这名苏联大使“挡不住的诱惑”,马上转过头跟其公使商量,“准备明天在大使馆党委会上检讨吧”。

这名公使很知趣地配合道,“我不说,你不说,有谁知道!”

历史上,不少国家都曾颁布过“禁酒令”,几乎都难以持续。

1989年,访华即将回国的戈尔巴乔夫提出一项奇异要求:两瓶茅台酒,以及两个空酒瓶。“两瓶酒要到特别的日子才能打开喝。”戈尔巴乔夫解释说,至于两个空的茅台酒瓶要拿回去研究,“酒倒完了余香还能停留这么久,这瓶子自然有奥妙。”

重返世界消费市场中心地带

“进酒于客曰献;客答主人曰醋。”东汉末年的儒学、经学大师郑玄,曾如是描述酒之于人际交往的奥妙。按照现代外交实践,则可以做出进一步的解释:凡外交礼节中,酒绝对是不可少。它不仅表现了主人对客人的尊敬和真诚,还大大烘托了气氛,融洽感情,外交活动中多设酒宴,就是人们充分地利用酒的这种作用的体现。

美酒也不仅仅承载着友谊。1956年冬,周恩来率代表团正式访问巴基斯坦。宴会上,周恩来左右应酬,喝了很多酒之后,被七八个人围住。其中,一名记者提问,把 “台湾”称为“福摩萨”。

“福摩萨”这一称谓来自16世紀中期的葡萄牙殖民者,带有明显的殖民主义色彩。对此,周恩来直接大声用英文反问道,“连蒋介石也称它台湾,你为什么称它‘福摩萨’?你不是中国的朋友。”

宴会结束,代表团和使馆成员轻松地围坐在周恩来总理身边谈心。总理说,“你们以为我喝醉了,是不是?我这叫借题发挥,我喝了那么多杯茅台,讲话声音大一点,人们不会过于责难吧。”

这段趣闻也在《历史镜头下的耿飚》一文中也得到部分印证。当时,耿飚为驻巴基斯坦大使。时任外交信使段津则亲身经历宴会,“这就是茅台外交。”

其实,茅台酒的第一次世界级亮相也是一种“外交行为”。1915年,沿着古老的“海上丝绸”之路,再向西延伸,由贵州省推荐的"贵州公署酒"(即现在的茅台酒)远涉重洋来到旧金山,参加巴拿马万国博览会。

各参展国送去上千种美酒,个个包装精美,惟有茅台酒由黄陶釉瓶盛装,还用简陋的泥封瓶口。无疑,万“花”丛中,茅台酒显得很土气,几天过去仍无人问津。一名中国参展人员很着急:这么好的东西,无人识货?

于是,他抱起一瓶茅台酒,穿梭在人群之中介绍兜售。突然间,他被人撞了一下,茅台酒摔到地上。顿时,流香四溢!人群闻香而来,展台也被围得水泄不通。

“土气黄陶釉瓶,摔出世界浓郁酒香”。后经专家层层把关品评,茅台酒被评为“世界名酒”,荣登世界三大蒸馏名酒的宝座。新中国成立后,茅台更是被定为国宴用酒。从此,茅台常被称为“国酒”、“外交酒”,这两个称谓不胫而走,见证着中国重返世界舞台的中心。

“酒都茅台”,位于贵州省仁怀市的赤水河畔,是川黔水陆交通的咽喉要地。“川盐走贵州,秦商聚茅台”,也显示着这里是古代西南丝绸之路重要路段之一。《史记·西南夷列传》则记载,公元前135年被汉武帝青睐的“蒟酱酒”产于茅台一带,这也是最早关于茅台酒的记载。大约在1704年前后,茅台地区开始出现以茅台命名的蒸馏酒,如“茅台烧春”,这些美酒一面沿着西南丝绸之路的茶马古道由陆上传播,一面经古老的海上丝绸之路向东南亚、南亚延伸,并逐步到达美洲。

“2000年前,中国的名片是丝绸;1000年前,中国的名片是陶瓷;500年前,中国的名片是茶叶;而今天,中国的名片是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民族品牌。”茅台集团董事长袁仁国多次表示,沿着“一带一路”,茅台酒也正积极重返世界消费市场中心地带。

这是百年后的重逢。2015年11月,在茅台酒荣获巴拿马金奖100周年之际,茅台人带着茅台酒重返旧金山,旧金山市政府为这瓶神奇的中国琼浆献上了一个特殊的礼遇——将11月12日确定为旧金山“贵州茅台日”。

茅台集团总经理李保芳评价说,“我们感谢前人们的远见和勇气,他们向往世界的智慧和眼界,超越了农耕时代的局限,并一直影响到现在。”

东西方文明在酒中交融。2016年12月,茅台“一带一路”行活动首站走进了德国汉堡,与德国啤酒碰撞出奇异的芳香。

(原文载于《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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