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6月30日，题为“历史时刻的视觉张力”的讲座在北京UCCA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举办，在田霏宇馆长的主持下，台湾政治大学郭力昕教授，与纪实摄影家、上海摄影艺术中心创办人刘香成，围绕纪实摄影的创作展开了丰富的话题。讲座结束后，FT中文网出版人张延在星空间举办了首场出版人晚宴并致辞，与20余位来宾共同庆祝刘香成个展“春风”的圆满闭幕。
刘香成，1951年生于香港，1977 年移居北京，成为《时代周刊》与美联社的首席驻华摄影师。之后，从北京、洛杉矶、新德里、首尔到莫斯科，他的足迹遍布亚太地区。其记录中国崛起和苏联解体的摄影作品，为他赢得多个大奖，包括1992 年他与同事共同获得的“普利策现场新闻摄影奖”。2019年初德国Steidl出版的《红海余生》，汇集了刘香成在1976至2017年间拍摄的最具标志性的作品，这本摄影集的问世，引起了国际媒体的关注，《纽约时报》、《金融时报》、《时代周刊》等相继推出了大幅报道。刘香成摄影里的中国与世界，也引发了关于纪实摄影艺术价值的重新讨论。
讲座实录
（左起依次为郭力昕、刘香成、田霏宇。）
田霏宇：今天讲座的主题跟UCCA的使命是非常有关系的，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是如何通过刘香成的摄影，看待在他工作的期间，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刘香成一直把自己当做一个纪实摄影家，但我们从今年在798星空间开幕的这次展览，以及在香港巴塞尔艺博会的呈现，也在探索他摄影当中的艺术价值。我很乐意看到这一点，这可以给我们更大的空间来讨论他的工作。
（讲座现场，刘香成回忆他拍摄苏联解体的历史瞬间。）
郭力昕：有关“历史时刻的视觉张力”，我想提三点意见：
第一是关于“历史时刻”的概念。布列松归纳了新闻摄影的精神是“决定性瞬间”。坦白讲，我自己学新闻摄影，但很快地成为新闻摄影理念的叛徒，发现新闻摄影跟真实是可以存在相当距离的。新闻摄影到底能呈现多少真实？可能是有争议的。真实不只是一个瞬间那么片刻的东西，真实需要有脉络，需要有语境。我想刘香成的作品可能是一个好的示范，他也在历史的现场。尤其是在“毛以后的中国”这个系列，他用最深的感情拍摄了属于他自己的国家。他不光拍官员，也拍平民百姓，拍都市中产阶级，拍农民，拍底层人物，使得历史就以一种“非决定性瞬间”的美学展开，形成了我们视觉上的集体记忆。
第二是关于摄影艺术的把握。新闻摄影是秃鹰式的行为，抓了就跑，为了要竞逐版面，还一定要更抢眼。但如果你仔细看刘香成的作品，会发现他的情感是克制的，不是很煽情的。要煽情很容易，但克制不容易，只要稍微不自律，你就煽情了。刘香成“毛以后的中国”的大量作品，非常戏而不谑，我们知道他的讽刺在哪里，但又不是那么针锋相对、咄咄逼人。这要拍摄者有一种同理心，一个艺术家的质地会反映在他的作品里，会使得一个专业的摄影家最后不只是一个冷酷的秃鹰而已。
第三，最后我想提刘香成的成长轨迹。他生于香港，成长于福建，大学之后在美国念书、在美国工作，然后全世界调度，成为驻北京的美联社成员，又去莫斯科和其他地方。这种多元文化、多元社会的洗礼，对于一个摄影家、一个艺术家，对于一个知识分子，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重要程度超过其他的东西，我们都可以念书，然后吸收，看别人的作品，但是一种来自生活的洗礼、生活的锤炼，所带来的很多智慧，很多理解、认识和视野，是人家拿不走的。这使得一个人可以跳出去看，看中国的问题、看中国的可能性，既保持关切又可以有一个批判的距离。这种距离使我想到萨义德，这位过世的巴勒斯坦思想家、学者，在他的自传《乡关何处（Out of Place）》里说，“我不属于任何地方，我既不属于巴勒斯坦，也不属于美国，我没有家”。这个东西让萨义德有了一个批判的高度，对什么东西他都可以看得更冷静。我觉得刘香成的摄影可以有这样的品质，这可能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讲座现场座无虚席）
田霏宇：郭老师的发言里提到了一个最重要的概念，就是视角的形成，这个视角也就是一个主体性的表现，可能是有民族的因素，有教育的因素，我觉得这些话题我们都已经展开了。除此之外，可能还有一些更形而上的，或者是更没有基础去定义的因素。从刘香成的图片里边我可以看到一种坦率，一种忠诚，一种幽默，一种同情，可能最重要的是一种乐观。为什么这些图片会留下来、成为很有说服力的时代见证？我觉得可能与这种乐观有关系。我想了解一下，作为艺术家，在你的成长的过程中，有哪些“决定性的瞬间”？
（晚宴现场，刘香成致辞）
刘香成：毛主席去世的时候，我从巴黎赶回来，发现在广州珠江三角的居民，带着黑纱来追悼毛主席，当时我就觉得这个情况跟我童年时代的福州不一样了，突然间我发现中国人的肢体语言跟50年代拉开了一个距离，他们好像没有那种对外来人的高度的警惕性了。那个时候，我觉得一个新的时代快来了，我很想记录毛以后的中国。
我学摄影是一个意外，我大学是学国际政治关系的，是毕业之前很偶然选了摄影这堂课，我的老师琼恩·米利是美国《生活》杂志很优秀的摄影师，也是布列松的好朋友。有一年我看到布列松先生给《纽约时报》的一个访谈，这位大师一不喜欢人家拍他，二很少很少接受采访。在这个采访里面，他说他从事摄影50年，但在他的图片里你最多也就能找到是三、四十张，每张值得你看上两三秒的时间。我一直在琢磨他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其实布列松先生他不是故意的谦虚，在接受这个采访的时候，他已经是受到世界广泛尊重的摄影师了。他这句话的意思，不是指你今天看到这张图片，可以看上两三秒，而是说在明年、后年或者再过十年，再去看这张图片的时候，你会不会还是想看上两三秒？他的意思是一张经典的摄影，能够让你不断地想去看上两三秒，这就是一张非常耐看的图片。
在毛以后的时代，我目睹了一个全方位的集体主义的社会，发展到今天是一个高度个人主义的中国。在这种转变里，你怎么阅读这个环境？怎么阅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你对快速发展是怎么看的？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你怎么去思考这个问题，比任何人的回答都更重要。布列松先生当年说“决定性瞬间”，他说了三个东西，一个就是你的思想，一个是你的心、你的感情，再加上你抓到了那一个瞬间，这三个东西加在一起，才是他所说的“决定性瞬间”（decisive moment）。我觉得这个理念对一个艺术家也好，对一个摄影家也好，我觉得还没有完全过时，虽然他是几十年前说过这么一句话。绘画也好，摄影也好，你离开了这个艺术家的思考，离开他的感情，你这个创作还有什么意义？
“民族感情”是一把双刃剑，郭力昕老师也说了他对萨义德的观察，他是一个巴勒斯坦人，来自一个很有文化的家庭，他的看法我觉得是很深刻的。全世界这么多摄影师，有德国人、美国人、日本人、法国人，也有中国人。如果中国人去拍美国，他会拍出什么样的画面？所以说要很小心地去对待“民族感情”，有时候这锅水不冷不热的时候，可能温度更能持久。怎么样脱离这个困扰？其实我一辈子都还在解决这个问题，因为我看到我美国的同事，我说中国不是你们心目中的中国；我看到中国人去说美国的时候，我也常说美国不是你们想像中的美国。我一直在尝试跳出自己的身份去思考。
摄影跟其他艺术的区别，就是这个快门能够做什么？这是一个范例，涉及到摄影跟快门、跟光圈的关系。（戈尔巴乔夫宣布辞职）那个时刻，当时是很意外的，我可以说是全世界唯一在场的图片摄影师。美国CNN总裁Tom Johnson亲自从美国亚特兰大的总部打电话，说他跟戈尔巴乔夫的办公室达成一个协议，戈尔巴乔夫辞职后，首先接受CNN的采访。在那个情况之下，他只邀请了我，他说，“刘先生，今天晚上如果没什么事，你一起来。”到进场的时候，我就坐在摄像机的三脚架前面，当时等于是在前苏联的《新闻联播》节目，现场直播戈尔巴乔夫宣读他的辞职书。在这种情况之下，虽然我答应了在场的克格勃说我不会拍，但是坐在这个三脚架的前面，我就感到历史的压力，我说这个地方是1917年发生俄国大革命是苏联诞生的地方，现在在我面前就要结束了，我不能无所作为。但是怎么动呢？我觉得应该是他把演讲稿放下的时候，那个瞬间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历史瞬间，是苏联结束的那个瞬间，他说“我辞职、苏联解体”。要拍到这些东西，我是希望这张演讲稿还在动。如果要画面安全的话，我会用1/120秒或者1/250秒去拍，但是我知道，那只会出现一般的新闻发布会的图片。在这个很重要的时刻，怎么样把这个画面改变？我说这张演讲稿一定要动，这个纸要动。我人生中最大的一次挑战我自己，是把快门调到了1/30秒。对摄影熟悉的人都知道，如果纸动、戈尔巴乔夫本人也动的话，这就是张彻底失败的作品，就什么都不是了。所以幸亏他没动，纸是在动。（众笑）我记得从克里姆林宫赶出来，我上车回美联社的办公室去准备冲这个胶卷的时候，那12分钟我开车的时候，我一直都在想着这个胶卷里面到底是什么东西。
刘香成个展“春风”展览现场，星空间。
戈尔巴乔夫合上他刚刚在克里姆林宫向全国广播的演讲稿，宣布辞去苏联共产党总书记职位。莫斯科，1991 年12 月 25 日。（刘香成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