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聿文：眼下共同富裕仅仅是在破题，未来要实实在在推进下去，中国的经济、社会和分配结构均要发生较大改变，这会是一个艰巨的工程。

如果董事会真的认为股票对激励高管专注于为股东创造价值至关重要，那么他们也应该让其他员工拥有股票。

阿姆斯特朗：在美联储杰克逊霍尔会议上，三位学者演示了一篇引人深思的论文：利率降低也许与人口趋势无关，而与收入不平等有关。

拼多多成为中国对科技业采取全面监管整治行动以来，最新一家高调启动慈善项目的中国科技企业。该公司股价在财报公布后上涨22%。

曹辛：保留谋划上的慎重、行动上的温和是非常必要的，这会留下操作上的余地，有利于把政策落实好。

中央财经委员会强调“合理调节过高收入，鼓励高收入人群和企业更多回报社会”。实现“共同富裕”已被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上。

朱睿、赵冠军、李梦军：充分发挥作为第三次分配的慈善事业的作用，需要在体制机制、政策建设等诸多方面不断改革创新。

福鲁哈尔：加州的“预分配”实验如获成功，或许可以在联邦层面推行。这个兼具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特点的概念适合我们这个时代。

朱睿、赵冠军、李梦军：慈善基金会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社会的不平等，但它构成了美国一个世纪以来防止矛盾尖锐化的一支重要力量。

福鲁哈尔：过去的25年已经证明企业部门能够创造巨大的财富，接下来的25年必须证明它能够更加平均地分配这种财富。

胡伟俊：国际局势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当下新发展战略如何展开？提高内需，关键在于收入分配格局变化，而这又取决于要素市场改革。

艾亚尔：印度在本世纪前十年不平等程度有所上升，但有1.38亿人在2004年到2012年间脱贫，这是该国历史上的最高纪录。

今年上半年中国家庭实际可支配收入增长7.3%，超过同期经济扩张速度，而且不只是收入水平提高，收入分配也在改善。

奥康纳：人们熟知“玻璃天花板”，但研究发现，许多社会似乎都有一层“玻璃地板”，防止豪门后代滑至底层。

天则经济研究所王军：中国的不平等更大程度上是程序不公和机会不等的结果，是法治不健全的产物，这是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在不平等原因方面的最大区别。

陶短房：北京超越纽约成为全球“10亿美元富豪之都”，发自肺腑感到高兴的恐怕只有利益攸关的极少数人。在中国经济增长进入“新常态”之际，对贫富分化加剧可能造成的社会冲击，必须有清醒的认识并积极予以应对，最需要警惕的是切勿继续堵塞“阶层塑化”之路。

经济学家王小鲁：中国收入差距过大的局面一直没有根本改变，出路只能是综合性改革、多方面的体制改革，而不是调一调薪酬、改一改个税的税率就能解决问题的。

FT专栏作家凯：西方国家不平等的加剧主要由两个相互关联的因素造成：金融业的壮大和高管薪酬的爆炸性增长。金融业一直在招募更多人才，并付给他们更高的薪酬。

收入分配平等程度是否影响经济增速，经济学家和决策者对此一直有争议。经合组织对富国的一项研究发现，收入不均会影响贫穷人群受教育机会，从而拖累经济增长。

FT专栏作家凯：罗斯柴尔德被《福布斯》评为“有史以来第二富有的人”，但那时的他真的比现在的我富裕吗？我们能精确地比较不同时代的贫富吗？

《21世纪的资本》作者皮凯蒂：人们曾经把美国看作旧欧洲世袭制社会的对立面，但如今美国财富的不平等程度已甚于欧洲。解决当前的社会极端失衡，可取的办法是按个人资产净值开征财富税。